重庆自考中国古代文学史（一）考点：杜甫
杜甫（712-770），字子美，京兆杜陵（今陕两西安市西南）人，生于巩县，是晋朝名将杜预之后，祖父杜审言，初唐著名诗人。父亲杜闲曾为兖州司马和奉天县令。奉儒守素的家庭文化传统对他忠君恋阙、仁民爱物的思想有巨大影响。他7岁开始学诗，至20岁结束书斋生活，而后南下吴越，北游齐赵，进行了长达l0年的“壮游”。此时正值盛唐“开元盛世”，社会经济的繁荣和相对安定的政治局面，使杜甫的诗作里充满了少年气盛的昂扬情调和自信。33岁在洛阳遇到刚被“赐金放还”的李白，建立了千古传颂的友谊，两人同游梁、宋。遇高适，三人酣饮纵游，慷慨怀古。不久又北上齐鲁，过历下，登泰山，抒发“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望岳》）的情怀。和许多盛唐诗人一样，他有巨大抱负，自谓能立登要路，致君尧舜。那种胸怀天下的壮志，那种裘马轻狂的快意，在其诗作中展露无遗。“所向无空阔，真堪托死生。骁腾有如此，万里可横行。”（《房兵曹胡马诗》）这不是把自己比喻成驰骋千里的骏马吗？“痛饮狂歌空度日，飞扬跋扈为谁雄。”（《赠李白》）这开阔的心胸，雄伟的气魄，绝不亚于李白的豪气与浪漫。此时的杜甫，胸怀大济苍生的梦想，同盛唐众多的诗人一样，对前途充满了美好的憧憬。
但这幻想在天宝五载（746）到长安之后，便彻底破灭了。到长安的第二年，他参加了由李林甫操纵的一次考试，落入骗局。落第之后回到偃师，后来又来到长安，献赋上书，干谒赠诗，希求汲引，但都落空。十载长安，历尽辛酸，“卖药都市，寄食友朋”（《献三大礼赋表》）。于是他在《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中说：“纨绔不饿死，儒冠多误身。丈人试静听，贱子请具陈。甫若少年日，早充观国宾。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赋料扬雄敌，诗看子建亲。李邕求识面，王翰愿卜邻。自谓颇挺出，立登要中津。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穷困潦倒的杜甫，旱已失去了往日的悠闲与昂扬，也更深切地体会到了处于社会下层的人养家糊日之不易。这十载长安，使杜甫历尽人生辛酸，他看到了生民疾苦，关心着国家安危。忠君恋阙，仁民爱物的情怀，在这颠沛辛酸的生活里不但未曾衰退，反而更加强烈了。直到天宝十四年（755）冬天，才获得一个看管兵甲器杖（右卫率府胄曹参军）的卑微官职，而此时杜甫已经43岁了。
安史乱起之后，杜甫落入叛军手中，被押解到陷落的长安。在陷落的长安，他写下了《春望》等忠君恋阙的千古名作。至德二年（757）四月，杜甫终于逃出了长安，冒着生命危险到达凤翔，被肃宗任命为左拾遗，可不久就因上疏申救房琯而触犯了肃宗。九月，长安收复，杜甫一家又来到长安，于第二年因房琯之事而坐贬华州司功参军。乾元二年（759），杜甫又在洛阳去华州的路上，目睹百姓家破人亡的惨剧。战乱的痛苦已经成了摆在他面前的赤裸裸的现实。
乾元二年秋。杜甫到了秦州以南的同谷县，于岁末抵达成都，开始了他晚年飘泊西南的生活。杜甫在成都有一段时间生活相对安定。后来因剑南兵马使徐知道反，成都混乱，他移家梓州，来往旁县，中间又曾在阆州小住。永泰元年（765）五月，离成都经渝州出峡，在云安短期养病之后，于次年春末迁居夔州（今四川奉节）。大历三年（768）春，他离夔州，漂泊江陵、公安、岳阳、潭州，大历五年（770）冬，死于自潭州赴岳州途中舟上，时年59岁。杜甫暮年穷困潦倒，疾病缠身，十分凄凉。
杜甫身上有较浓厚的儒家“忠君”思想，对社稷和人民的最终关切，是他“忠君”的核心内容。杜甫的思想受儒家影响较大，但他与道教、佛教中人也多有来往，未限于一宗一派。作为“诗圣”，杜甫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心中的偶像，是儒家文化理想人格的化身。代表着当时的“社会良知”。杜甫不仅做了动荡时代苦难人生的代言人，而且以贴近现实有血有泪的动地歌吟，呈露出仁者襟怀，由此形成的杜诗风格的大、重、拙，是传统儒家人文精神的最高诗意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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