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考中国现当代作家作品专题研究专业串讲笔记：郭沫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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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郭沫若的个性
（一）郭沫若的“标本”意义
最早一批中国新文化的开创者，又是最后一批告别人世的“五四”新文化精英。惟一一位亲身参与了北伐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创建新中国、文化大革命和“真理标准讨论”，并且一直处于中国政治漩涡中心的文化人。又是惟一一位其文学创作贯穿“五四文学”“革命文学”“左翼文学”“抗战文学”“十七年文学”和文艺“拨乱反正”。
代表的是热情、冲动、富有创造精神的一类现代知识分子。富于“感性的鼓动力量”。鲁迅是“理性的思想力量”。
（二）郭沫若的个性
1、是一个追求多方位身我实现的“球形天才”。他既是中国新诗的真正奠基人，又是中国现代历史剧创作的拓荒者和成功者。奠定了中国浪漫主义诗学的基础。他的文学翻译，不仅数量多而且独创“神韵译”一派。不在深度，而在广度。多方面作出了贡献。文学、历史学、考古学、古文字学、政治、外交、自然科学等多方面有贡献。
2、还是一个参与意识极强的入世文人。
3、一个朝气蓬勃的青春型诗人。给暮气沉沉的中华大地带来了“破坏”和“创造”的风暴。
4、更是一个主观抒情的文学天才。他认为在文体本体“个性最彻底的文艺便是最有普遍性的文艺”。文艺是出于自我的表现，文学的原始细胞是情绪，文学的本质是有节奏的情绪世界。
（三）郭沫若的局限
他追求“全”，却失掉了“深”，积极进取，却又好走极端；他大胆无畏，但常常随意树敌；他冲动、热情，而往往缺乏坚韧和冷静。《女神》以后他越来越注重政治功利性，同时他文学作品的审美力量也越来越弱。
其优点和缺点常常是混为一体，相伴相生。
二、《女神》的价值
（一）诗化了“五四”的时代精神
《女神》不是中国第一部白话新诗集，却是中国旧诗与新诗分野的真正的界碑。无论内容还是形式，它都是中国新诗真正的奠基之作。从《女神》的表现内容来看，其突出贡献是以对五四时代精神的诗化开了一代诗风。
（前期郭沫若是一个泛神论者。泛神论是从16世纪起流行于欧洲大陆的一种哲学学说。这一学说认为宇宙本体即是神，神存在于自然万物之中。泛神论来到刚刚脱离封建政体的中国时对国人观念的冲击，正如它出现在刚刚走出中世纪欧洲时所产生的影响。由于它具有抗击宗教神学和封建专制的意义，所以不能以它存有与先进世界观的差距而否定其历史作用。）在五四时期的中国，对于封建文体体系破坏得最得力的思想先锋，一是进化论者，二是泛神论者。
当时的郭沫若是以诗人的角色和作为诗人最理想的宇宙观来认同泛神论的。因此真正被他吸收了泛神论，与其说是哲学的，不如说是诗学的；与其说是他掌握神与自然关系的方式，不如说是他掌握艺术与世界关系的方式。郭沫若所接受的泛神论，是一种追求物我同一的艺术哲学。于是《女神》中的诗篇获得了广袤无垠的自我表现世界。这种泛神的宇宙观，既为《女神》提供了个人心灵和情感驰骋的空间领地，又为《女神》铺展了自我和万物能够不断超越、不断更生的时间流程，从而为《女神》诗化五四时代精神提供了最有力的诗学基础。
A、泛神论是《女神》诗化五四精神最有力的诗学基础。
B、《女神》对五四时代精神成功的诗化，是以郭沫若有效地运用了这种泛神的掌握世界的艺术方式为前提的。这一方式把“自我”与表现的对象沟通在一起，把生命与创造联结在一起，这才使反抗专制的个性解放精神进入《女神》中可以无限张扬的“自我”。
C、《凤凰涅般》是作者诗化五四时代“破坏与创造”精神的典范之作。（诗人把五四青年对旧代的破坏和叛逆精神转化为诗中的凤和凰对“茫茫世界”的诅咒，把对新时代的渴望转化成诗中凤凰更生后那不厌其烦的欢畅。诗人形象地表现了我们民族必须经历从死灰中涅磐的决绝态度，传达出五四青年在黑暗中看到曙光的欢呼雀跃之情。）
（二）高扬主体性的力作
在20世纪中国文艺发展史上，它是肯定生命、肯定个性、肯定天才、肯定自由创造的开路人之一。
1、《女神》的主体性首先表现为它给新诗带来的重主观、重表现、重情绪的新的美学原则。
2、《女神》是现代人生命激情的象征。
3、当你阅读《女神》的时候，你所获得的主要不是五四新思潮的某种思想理念，而主要是一种情感的撞击，唤起了你对自由的感情、昂扬的生命力和宇宙主宰意识的自我确认。
《女神》是肯定“天才”的观念、非理性的思维和昂扬的生命意识的创作实证，是高扬主体性的一部力作。
（三）创造了新诗的诗美规范
从诗歌本体来说《女神》对中国新诗的最大贡献，是它以“内在律”的发现和创造开了一代诗风。内在律的特点：
1、以情绪表现为核心，充满了大量巨大的意象，这些意象在诗中是强大生命的象征。
2、丰富神奇的想像，意蕴着丰富的理性。《天狗》就是想像艺术的杰出范例。
3、诗中的节奏形成了新诗特有的宏大气势，使读者深切地感到生命的力量、自由的力量和不可阻挡的时代的力量。
4、自由体新诗不是郭沫若首创，却是在他手里成熟。诗体自由而不随意，不受理性规范的约束，却受情绪表现的支配。
5、激情
《女神》的“内在律”，以庞大有力的意象、丰富奇特的想像、火山爆发的激情、心潮澎湃的节奏和不受外在因素规范的形体，共同组成了一种与五四时代氛围相契合的宏大的艺术气派。
三、历史剧创作思想
（一）“古为今用”的创作动机
郭沫若既是一位天才的历史学家，又是一位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政治参与意识的历史剧作家。“史学家是发掘历史的精神，史剧家是发展历史的精神”。分别采取了“借古喻今”“借古讽今”“借古鉴今”。
1、五幕剧《棠棣之花》是在“皖南事变”背景下写的历史悲剧。用的是“借古喻今”用抗秦派与亲秦派的冲突隐喻“皖南事变”后的民族内部矛盾。
2、“借古讽今”的方式主要采用影射、类比等手法。《高渐离》和《南冠草》用秦始皇、洪承畴等形象影射国统区统治者的专制暴虐和民族败类的卑鄙无耻。
3、郭沫若最成功的史剧作品如《屈原》、《虎符》和《孔雀胆》都是采用“借古鉴今”的方式，通过象征、暗示、联想等手段，启发欣赏者对历史发展经验进行总结和思索。这些古事之所能沟通现实，是因为忧伤者着力提示古今民族矛盾中的相似性，古今民族心理愿望的相同性和古今道德观念的相承性，使历史成为映照现实的一面镜子。
（二）“失事求似”的艺术虚构
在历史剧的历史事实与艺术虚构的关系问题。“求似”就是尽可能真实准确地把握和表现历史的精神：“失事”，就是在“求似”的前提下以想像、虚构等手段进行合理的艺术虚构。
郭沫若的艺术虚构是在主要人物真实、主要事件真实的基础上，在“史书缺而不传”的地方驰骋自己艺术想像。这包括：杜撰人物和改动背景。
这既是补充史料不足的需要，更是艺术创作本身的需要，他的艺术虚构的过程，是丰富历史生活的过程，又是提炼历史素材的过程，也是人物典型化的过程。还是增强戏剧效果的过程。
（三）“崇高”的悲剧艺术追求
在他的悲剧作品中，代表历史必然要求的“新生力量”正处于这种必然要求暂时不可能实现的悲剧的历史关头。代表“垂死势力”的楚王、魏王等暂时处于优势地位，代表“新生力量”的屈原、如姬等在内奸外贼的共同围剿下，如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顽强搏战，最后走向挫败和毁灭，形成不可避免的悲剧结局。激发人们把悲愤的情绪转化为一种奋发和抗争的力量。如姬的死给人的感受不是悲剧，而是悲壮，是“生者不死，死者永生”的人格完善，是激励后人的精神力量，从而产生了“崇高”的美感效果。
（四）主观写意的诗化品格。
他的历史剧是主观写意型的，而不是客观写真型的。他的主观抒情的艺术个性明显地渗透到他史剧作品的各个方面，成为他与其他中国现代史剧作家迥然有别的一大特色。
这种主观写意型的诗化品格表现形式：一是作者结合剧情的需要和气氛的创造，经常插入一些诗词、短歌或小曲；另一种是戏剧主人公长篇散文诗一样的抒情独白。
不足之处：在增强作品抒情效果的同时却又对其戏剧性效果带来不同程度的削弱。
郭沫若的历史剧的明显不足是：过于强化了剧作内容的现实针对性，相对忽视素材的历史性；过于强化了“忠奸对立”的两极冲突，相对削弱了戏剧冲突的思想艺术容量；过于重视了作品中诗的抒情效果，相对忽视了话剧文体自身的审美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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