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自考中国古代文学史（一）考点：玄言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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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东由于注意农业生产，经济逐渐发展。《晋书·食货志》：“元帝为晋王，课督农功，诏二千石长吏以入谷多少为殿最。”“其后频年麦虽有旱蝗，而为益犹多。”经过明、成二帝到孝武帝末年时，已是“天下无事，时和年丰，百姓乐业，谷帛殷阜，几乎家给人足矣”。此时东晋既无收复北方之力，又无北人南侵之忧，朝野上下晏然，偏安心态占主流，加之江南山明水秀，云蒸霞蔚，士人遂怡情山水，流连胜景，培养出很细腻的山水审美意识和更强的山水审美情趣。另一方面，偏安的局面有利于东晋士人追求平静与安宁的心境，他们摆脱了中朝士人对物欲与感官的强烈追求，转而走向更加广阔的内心世界，去寻求精神的慰藉。他们清谈玄言佛理，诗乐书画往还，高雅脱俗、优游闲适而又情韵无穷，创造了一种新的文化模式：其基本格调更切近于老庄的泯于自然和佛教的虚心静照，也更适合于偏安于山明水秀之江南一隅的心境。这种高雅的情趣格调一直贯穿于中国古代士人文化之中，影响至为深远。
总之，偏安的心态，中朝玄谈的流风遗韵，以及新形成的高雅脱俗的情调和流连山水的审美情趣，加之佛教般若空观的影响，使玄言诗在东晋诗坛占据了主流地位。
玄言诗的发生与发展有一个较长的过程。其发端自魏正始时代已开始，其时由于玄风影响，嵇、阮等人诗中已有玄言成分，但这些诗仍以抒情为主，玄理不是诗歌的主要成分。西晋著名玄学家不善作诗，只有少数诗人以玄言入诗，如张华、石崇等。可见，上述诗作并非永嘉以后形成的典型的玄言诗，因而只能视为广义的玄言诗。西晋末，至“永嘉时，贵黄老，稍尚虚谈。于时偏什，理过其辞，淡乎寡昧。爰及江表，微波尚传，孙绰、许询、桓、庾诸公诗，皆平典似《道德论》，建安风力尽矣”（《诗晶》序）。东晋中期是玄言诗的成熟和高潮期。东晋末叶，“仲文始革孙、许之风，叔源大变太元之气”（《宋书·谢灵运传论》）。殷仲文和谢混的诗已变得以抒情写景为主，玄言成分仅余残烬，玄言诗已经式微了。
玄言诗的特点在内容上是以谈论老庄玄理为主，少数兼及佛理的表述。《文心雕龙·时序》说：“自中朝贵玄，江左称盛，因谈余气，流成文体。是以世极迍邅，而辞意夷泰。诗必柱下之旨归，赋乃漆园之义疏。”在表达上则是抽象玄虚。淡乎寡昧，与汉魏西晋以来抒情绘景的写实倾向背道而驰，纯以韵语敷述玄理，背离了艺术表现的形象、情感等原则。东晋玄言诗的代表作家为孙绰、许询。许询的玄言诗今不传，孙绰有《答许询》：
遗荣荣在，外身身全。卓哉先师，修德就闲。散以玄风，涤以清川。或步崇基，或恬蒙园。道足匈怀，神栖浩然。
值得注意的是孙绰还有另一类作品，即由面对山水而领悟玄理，因此在诗中就不仅清言玄胜，同时还描绘了山水景物，如《秋日诗》：
萧瑟仲秋月，飓戾风云高。山居感时变，远客兴长谣。疏林积凉风，虚岫结凝霄。湛露洒庭林，密叶辞荣条。抚菌悲先落，攀松羡后凋。垂纶在林野，交情远市朝。澹然古怀心，濠上岂伊遥。
此诗旨归仍不离老庄无为逍遥之玄理，也有《庄子》中朝菌、濠上之语，然而却非纯粹抽象地空谈玄虚，而是生动地描绘了万木萧疏、秋风萧瑟的山林景色，抒发出要远市朝而近自然的心情。这种创作倾向也集中表现在了兰亭雅集的诗歌中。兰亭诗人中，尽多玄言诗人，但他们的诗作却多由写景而抒发自己对人生宇宙的感受，虽不脱道家主旨，却也用清新的语言描绘了自然风物之美，表现了恬淡清虚的审美情趣。这种不同于前代的东晋特有诗风，不但直接影响了陶渊明诗平淡自然之风格，而且对后代文人诗歌中冲淡自然、旷达闲适风格的影响至为深远。而且，玄言诗人对山水的体悟与描写，也为晋宋之际山水诗的成熟和发展奠定了审美心理和创作方面的基础。这也可算是玄言诗诸多弊端之外的两点积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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